摘要
美国制造业回流，不仅仅是美国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下降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回归，更是新的产业分工模式构建，是引领智能化生产方式，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是在培育构建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的产业基础。“十二五”以来上海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呈现明显的后工业化阶段特征，上海可以有效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推动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
4月6日，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称，中国在2016年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内，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届时中国将屈居第二。
美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向来是全球智库最感兴趣的研究议题。但抛开竞争思维，仍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值得探究，例如，美国制造业现状究竟如何？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在衰退还是复兴？
所谓“衰退”迹象的背后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3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仅强于英国而排名倒数第二，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降至30%，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达到19.8%，超过了美国的19.4%。由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宝座易主，也引发了对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关注。
但是，所谓“衰退”迹象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和效率持续增长。即使是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制造业衰退、中国制造业崛起的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41%，增长速度远高于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2007年-2009年，34.6%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领域，高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制成品出口是美国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更重要的是，美国占据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链环节。博斯公司2011年发布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中包含一张美国制造业市场竞争力分析图表，其显示美国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密集的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领域仍然占据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计算机设备等领域，美国是制造业价值链的掌控者和主导者。
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也引发全球对美国制造业的重新审视。在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制造业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美国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制造业复兴意欲“赢在未来”
从工业化发展开始，美国的服务业比重就高于制造业，比如，1890年，美国服务业比重为38%，制造业比重为24%，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比重都在不断上升，之后开始下降，进入高收入的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制造业比重已降至12%左右。但是，制造业比重不及服务业，以及制造业比重本身的波动，并没有改变美国始终依靠创新支撑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
从弱小的殖民地崛起开始，到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再到二战后雄踞世界的全球制造业领导地位，制造业都是美国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面对日本和德国在钢铁、汽车等领域的竞争挑战，特别是对国际贸易逆差的忧虑，曾引发美国国内对制造业衰退的关注，并推动制造业复兴，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再次夺回世界制造业领袖地位。这一次面对中国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的挑战，忧患意识下的制造业衰退呼声再起，美国开始积极推动“赢在未来”的制造业复兴。
美国对制造业地位的关注包含多重因素：
一是面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参与率走低、持续的贸易逆差，需要把先进制造业塑造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制造业具有乘数效应。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1.4美元的增加值。如果制造业带动增长的同时又降低了自身相对于服务业的价格，则会带来更多的服务业增长。美国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吉恩·斯伯林则指出，每1个制造业岗位将带动其他1.6个岗位的就业机会，而每1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将带动其他5个岗位就业机会。三是制造业对创新的作用。在美国，制造业占私人部门研发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有约70%的国家研发人员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美国布局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
美国积极推进制造业复兴，不仅仅是为了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而是美国重塑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战略调整。从实施过程看，一系列重点领域的创新战略和政策，推动了制造业复兴。从更深层面看，这些创新战略的背后，是美国把握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产业革命机遇，开始探索以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替代微笑曲线产业分工，从服务环节控制转变为网络平台控制，通过产业分工重构重新掌控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是对原有的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分离，服务环节主导控制制造环节的微笑曲线产业分工模式，是美国以服务大国主导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核心支撑。但金融危机后，这种模式开始暴露出问题：一是新兴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使服务环节的控制力快速减弱；二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等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开始形成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同一区域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在此背景下，美国依托自身的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开始积极探索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依托网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横向产业关联，通过网络平台掌控和主导产业链，推动从服务环节控制向网络平台控制的转变。比如，在手机行业，苹果和谷歌先后发布iOS和Andriod之后，美国依托操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迅速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美国企业攫取了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方式。
如今，工业互联网成为美国重构产业分工的重要方向。通用电气(GE)公司作为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者，推出智能机器操作系统Predix和工业应用平台Predictivity（相当于制造业领域的iOS和Andriod），通过这一平台纵向和横向整合关联企业，依托平台对机器设备进行远程监测、远程控制和远程维护，在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网络平台服务中，确立对产业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未来的制造业领域会像今天的消费品领域一样，谁拥有网络平台谁掌控产业链。
跨领域的互动合作推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形成。这主要呈现为几类做法：一是制造企业与通讯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通用电气与英特尔合作开发智能机器控制芯片、与思科合作开发工业网络设备、与埃森哲合作提升工业大数据分析能力、与AT&T合作打造工业互联网无线通信系统、与亚马逊重点开展云计算方面的合作，并向云计算公司Pivotal注资1.05亿美元以提升工业互联网的云平台技术能力。二是互联网企业快速进入制造业领域。例如，谷歌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已经先行一步，亚马逊先是造出了电子阅读器kindle，现在正在完善多轴无人飞行器为它送快递。三是纽约科技创新地位的提升，凸显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纽约一直是世界和全美的金融中心、传媒中心和艺术中心。但现在，纽约市正以“硅巷”(Silicon Alley)的地位，凭借其独特的金融、行业、人才和基础设施优势强势，崛起为美国东岸的科技重镇，2007年至2011年间，有486家高科技创业企业在纽约注册成立；在此期间，在纽约进行的风险投资项目数量增长了32％，而硅谷的投资减少了10％。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产业分工重构的重要表现。有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一个重要的趋势，预计将会有相当大的增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时，也强调了对制造业回流的关注。总之，美国制造业回流，不仅仅是美国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下降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回归，更是新的产业分工模式构建，是引领智能化生产方式，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是在培育构建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的产业基础。
给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启示
如今，上海已进入服务经济主导的高收入阶段，“十二五”以来上海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呈现明显的后工业化阶段特征，上海可以有效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推动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是上海服务型经济体系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制造业的的战略意义和竞争优势。虽然上海制造业比重不断降低，但是制造业在发展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无论是上海在国内的经济地位，还是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都需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强力支撑。
二是上海要尝试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重构中抢占先机。上海在中低端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中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中高端服务环节的发展优势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面对原有产业分工模式重构的最新趋势和动态，上海也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构建中确立自己的先行地位。对此，建议加快推动网络平台型企业发展，特别是可以借鉴美国通用电气的经验，依托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等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大型企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培育上海的网络平台影响力。
三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要聚焦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产业技术领域，整合集聚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究资源，借鉴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的经验，建立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研发合作机构和平台，形成和强化上海的产业技术优势。
四是上海需要借鉴纽约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积极推动金融等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融合发展，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提供支撑保障。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4月13日
